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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点1 改革力度前所未有。《决定》涵盖15个领域、60个具体任务，句句是改革，字字有力度

记者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。作为《决定》起草和修改的亲身参与者，您认为《决定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特点？

杨伟民(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)：全会通过的《决定》是新一届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、进军号角。对于《决定》的特点和蕴含的思想，我理解主要有五点：

一是主题全面。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，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前6次三中全会有所不同。尽管前6次会议也都与改革有关，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改革。这次则包括了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、党的建设制度改革。之所以确定这样的主题，一方面是为了与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相适应，另一方面也是实践需要，当改革进入攻坚期、深水区，只有坚持全面改革，才能继续深化改革。

二是主线清晰。《决定》提出“6个紧紧围绕”，分别是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、党建这6个领域的改革主线，反映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。如第一个主线是“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”，这就是说，基本经济制度、市场体系、财税金融、宏观调控等经济领域的所有改革，都要围绕这个主线来展开和推进。提出每个领域各自特定的主线和方向，不仅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方向不会迷失，每个领域的改革也不会偏向。

三是重点明确。《决定》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。与此同时，坚持问题导向原则，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，发挥其对其他领域改革的“火车头”牵引作用。15个改革任务中，6个是经济，生态文明体制也与经济密切相关。经济占了所有改革任务近一半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考虑是，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，根本上说还是发展问题。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。我们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，下一步发展面临众多难题和风险，过去支撑快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，我国已到了必须主要依靠改革红利释放活力、实现发展的阶段。这次把改革的时间目标定位在2020年，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相一致，也是这个道理。

四是力度空前。《决定》2万字左右，涵盖15个领域、60个具体任务，句句是改革，字字有力度。每一句话的内涵十分丰富，落实下去都会使该领域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。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，有两个原则让我记忆深刻，一是只写改革，特别是重大改革，发展的任务原则上不写；二是修改时，对于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、弱化改革举措的，除非理由特别充足，一般不接受。而增加的改革内容，只要有最大公约数的、有一定共识的都写上。我听到很多参会人员说，没想到，很意外，改革力度前所未有。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改革决心和勇气，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胆有识、敢于碰硬、勇于担当的气魄。

五是行动扎实。通过一个好的《决定》固然重要，但要把改革任务落实下去，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，变为国家治理能力，必须抓好落实。这次《决定》的落实是有保证的，体现在：组织落实，明确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，负责改革总体设计、统筹协调、整体推进、督促落实；时间落实，鲜明提出到2020年完成《决定》提出的改革任务，改革进程是可检查、可评估的。这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抓工作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的精神。

亮点2 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。治理主体多元，方式法治化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、完全行政化的管理

记者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，全会提出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如何理解这一新提法？

杨伟民：这是《决定》的亮点之一，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。过去我们说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，是分别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建设角度提出的。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，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。这样，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就衔接起来了。

我对这个新目标有几层理解：第一，内涵是全面的，是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，包括改革发展稳定、内政外交国防、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治理体制；第二，制度是成熟的，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、定型的重要标志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，改革要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制度体制，而不是缺乏定势、变来变去的体制机制；第三，主体是多元的，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、市场、社会组织，党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，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，因而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，这次提出的协商民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一环；第四，方式是法治的，依法治国，依法治理，建设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，治理方式是法治化的，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、完全行政化的管理。

亮点3 市场的作用从“基础”变为“决定”。这一论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，改革有了原则和检验尺度

记者：全会提出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而过去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。一词之变的意义在哪里？

杨伟民：从“基础”到“决定”，2个字的改变，意义十分重大，是《决定》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。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“质”的提升，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，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。

与1992年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，这一论断具有同等历史地位，将发挥同样的巨大作用。1992年的重大理论突破，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，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。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的重大论断，会同样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，给我国再争取一个20年的改革红利期，助推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

这一论断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。理论和实践都证明，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遵循。基础性作用，给人的理解是在市场之上还有一个力量在配置资源，那只能是政府。另外，过去对宏观调控也有扩大化理解，似乎宏观调控就是政府配置资源。1992年以来，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虽然在表述上有所调整，但主要是对市场作用“量”的调整、程度的加强，没有质的变化。《决定》2个字的改动，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。“决定性”的意思是，其他力量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，但决定者不是别的，只有市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