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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对话

红会秘书长避谈“郭美美”

记者：郭美美事件是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个平台的上线？

王汝鹏：我们从去年底就开始酝酿在原有的“中国红十字会捐赠者数据库”基础上开发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，并列入了今年的工作计划，今年3月正式启动了该项工作。经过将近5个月的努力，我们推出了这一试运行的信息发布平台。

记者：建立这个平台最主要的困难在哪？

王汝鹏：信息发布平台在建设过程中困难不少，海量的捐赠数据需要重新整理、录入、核对，这是很大的工作量和压力。这个发布平台还不是尽善尽美，我们将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建议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，使之更加公开透明，更加符合公众期望。

记者：在录入数据方面，红会如何保证录入的收据准确可靠？

王汝鹏:数据量的确十分庞大。汶川地震的捐赠数据有两百多万笔，玉树地震也有数十万笔。在数据录入、导入方面我们制定了严格的稽核流程，层层把关，认真核对，但也可能难免会有差错，我们建立了纠错机制，做到及时发现，及时改正。大家在查询过程中发现什么问题，或是有什么意见和建议，也请及时通过平台设置的留言功能或咨询电话及时反馈给我们。

记者：您认为该平台的建立，是否会对红会的公开透明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？

王汝鹏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发布平台的建立，推动红十字会系统的公开透明工作走向信息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。让每一笔捐款都能查询并知道使用流向，是我们今后平台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目标。

■解读

信息公开亟待政府出台规范

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，信息公开在我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，涉及到工作作风、方式的转型。“现在无论是政府、还是社会组织，在信息公开方面都是缺乏经验的，因为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传统，就是政府的秘密是秘密，公众的秘密不是秘密。”

王振耀认为：“现在政府开始尝试公开三公经费了，中国红十字会也毕竟迈出了这一步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”

“下一步，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，红会、公众都要有思想准备。”王振耀说，由于缺乏标准和规范，红会的改进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参照社会的意见，“这是非常脆弱的一种社会结构，造成我们容易走上绝对的信任和绝对的不信任这两个极端”。

他表示，国外公益组织的信息公开，有一套完整的规范和标准，极为细致，一些事情都是反复公开辩论、论证之后才决定的，之后还会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检查、审计、监督，这个专门的人员包括社会上的人士如律师等。但现在在我国，对于规范和标准的建设太过粗放，根本没有规定来明确，“到底到什么程度是完全的公开，不足之处又该如何完善、改进，政府在这方面的建设应该加快速度”。

微言

Gin_：郭美美对红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，要不是她，想查账，一百年后吧！

贺师煜的创业与奋斗：红会想要获得信任，还要经过更多的努力才行！

张泉灵：红十字会还有没有救，就看他是拿推出的捐款信息平台当一个靶子还是当一个盾牌。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：1.不仅总会得有，地方红会和红十字基金会也该有。2.不仅要公布捐款信息，也要公布每一笔捐款的用处，更要公布红十字运行花的每一笔钱。3.要公开红十字品牌使用的信息。4.要引入权威第三方监管。

BigBings：最起码，若是有捐款单号，直接上捐款单号；若没有，你起码应该公布捐款的时间地点以及具体收款的红会分支机构嘛。否则你叫人怎么查？

win-曉：大部分百姓都是捐助的10万以下，这部分才是重头，难道只有10万以上的才有记录？我们捐的去哪里了？难道不算捐款？

袁健晨：浏览了红十字会的信息公开平台：1.无论数据有无水分，公开仍然是进步；2.能按照姓名查询捐款数额，但不包含占捐款大额的地方红会数据；3.捐赠支出界面漂亮但内容很粗略，缺少具体的物资数据，很容易编改；4.援建项目缺少项目的承包方、红会负责人等信息，难以监督质量与廉洁。